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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永正,全國著名特級教師、江蘇省教育模範,教育部“跨世紀名師工程”向全國推出的首位名師。于老師年開始一直從事小學教育教學工作,今年快70歲了,最近退休,對自己漫長的小學教書生涯做了深刻的反思。經過四十多年而悟出的教育之道,語文之道,極其難能可貴。感謝于老師的分享!

我不是悲觀主義者,不會因為人生快“走到頭”了而歎息。我常常想的倒是:假如時光倒退十幾年,不要多,只十幾年,再給我一次從一年級帶到六年級的機會,再讓我教一屆小學生,把我現在相對的成熟獻給學生,那該多好哇!

我時常記起江蘇省模範教師王樹堂先生生前對我說的一句話:“年輕的時候不會教,等會教了,又老了。”他說出了所有退休老師的心裡話,一種帶有無奈、傷感、留戀、遺憾的肺腑之言。

難道老師也像莊稼一樣,老了才成熟?難道就像紅薯一樣,從地裡挖出來,非得在地窖裡放一段時間才甜,才軟,才意味著徹底的成熟?

是的。退休之後的大反思,使我基本上明白了教育究竟是怎麼一回事,教語文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

因為基本上明白了,所以我退休後才經常想,如果時光倒退十幾年,讓我再教一屆小學生,該有多好!

如果讓我再教一屆學生,上課時我會關注每個孩子,不再只是關注教案、教學...

那是年12月底的事。一天上午,我正在為一年級(1)班上說話、寫話課。學生正在用心地寫我擺在講桌上的蔬菜、水果,朱飛飛突然站起來說:“林毅尿褲子了!”

林毅是個文靜秀氣的小女孩,平時很少言語。我對她說:“我不是說過嗎?上課有事,可以舉手報告。”她低著頭,一聲不吭。天這麼冷,棉褲尿濕了,怎麼能行呢!我趕緊請班主任鄧桂霞老師給家長打電話,送條褲子來。

下課了,我見鄧老師正在爐子上(那時冬天辦公室裡生爐子取暖)為林毅烤棉褲呢。當時我心裡還不以為然。

這時,辦公室裡一位年長的老師對我講起她曾經在報紙上看到的一篇報導。文中說,一位教一年級的女老師上課時,發現一位學生神色不對,便走到該生跟前,嘴巴湊到他耳朵上悄悄地問:“想解手嗎?”該生使勁點頭。女老師一拍他的肩,他便飛也似的跑出去了。

可是,好久不見這位小朋友回來,於是這位老師從包裡掏出衛生紙,對另一位小朋友說:“你去廁所給他送衛生紙去。”

果不其然,這位小朋友正為沒帶衛生紙發愁呢!我為這位老師的善於體察而吃驚,為她的善於推理而敬佩!聽罷,我羞愧之極。我覺得我不配做特級教師。

如果時光老人再給我十幾年的時間,讓我重教一年級,上課時我會關注每一位學生,不再只是關注教案、教學。

豈止是教一年級,教任何年級都要認真讀每個學生的表情、動作,從中讀出他們的內心,並做出正確的判斷,採取相應的措施。

低年級上課中間的短暫休息,我不會只是唱唱歌,活動一下身子,一定會先問小朋友一句:有需要“那個”的嗎?尤其是在冬天。我也不會只是那麼“正統”地活動、唱歌,我會讓學生大吼幾聲——有字無字都行——讓小朋友吼出精神、吼出氣勢、吼出勁頭、吼出笑聲。

如果讓我再教一屆學生,我會讓學生從我這裡體會到尊重、平等、民主...

在四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中,把犯了錯誤的學生“請”到辦公室裡去,是常有的事。“請到辦公室”,是表示該生所犯錯誤已十分嚴重。當眾這麼“宣佈”,也想“警示”其他學生。

問題還不在這裡。問題在犯錯誤的學生到我辦公室的“待遇”:他必須標準地立正站著——腳後跟靠攏,兩臂下垂,中指貼在褲子縫上。如果不“標準”,我便命令他“站好”,隨即強制性地“糾正”:比如用腳踢他的腳後跟。這實際上是體罰。這種做法,哪裡有尊重可言!哪裡有平等可言!哪裡有民主可言!

最近讀了張華教授的《論我國課堂教學轉型》,深受觸動。文章說:

“今年8月31號,我兒子上小學了。第一天是家長開放日,學校的第一件事是:行為規範。怎麼坐,怎麼站,手放到哪裡,怎麼走路,怎麼排隊……老師早已規定得好好的,而且每一個規定都有相應的獎勵和懲罰作保障。隨後的任何學習都是這樣。

現在,我們很多美其名曰‘培養學習習慣’的做法,就是強化學生不能亂說,不能亂動,整齊地聽話……這都是最壞的習慣——沒有比限制兒童的嘴亂說、手亂動更壞的學習習慣了,這是成人對兒童施加專制的最司空見慣的方式。”

他深刻地指出:

“我國教學危機的根源是專制教學。我們把教學當作一個專制的過程,集體對個人,上一代對下一代,上位者對下位者的專制的過程。而且我們每一個人,不自覺地在做一個專制者和接受專制者,這是我最擔心的。”

幾十年了,我不就是這麼做的嗎?運用“動物園教育學”——以獎勵作誘因,以懲罰作威脅來“訓練”學生,是泯滅人性的教育!

假如我回過頭來再從事教育,我會視學生為朋友,我甚至不會稱他們為“孩子”——叫他們孩子,那意味著我是長者,“平等”就不存在了。

低年級的學生稱“小朋友”,高年級的學生稱“同學”,同學同學,我們是一同來學習的,是平等的。他們犯了錯誤,我可能還會請他們到辦公室裡談談,但是我會為他搬一把椅子,放在我的身邊,請他坐下,我甚至還會為他倒一杯水。

我可能很嚴肅,乃至於嚴厲,但不會再說“你呀,瞎子害眼——沒治了”之類的傷害學生自尊心的話。我會以自己的一言一行、一舉一動告訴學生什麼叫尊重、平等、民主。

如果讓我再教一屆學生,我不會再把分數作為衡量學生的唯一標準...

四十多年來,教的學生無數,但有幾位學生的臉經常浮現在我的腦海裡。李健、亓慶紅、劉雲、孫建軍……他們的表情是漠然的,孤獨的,有的甚至帶有哀傷,他們很少言語,早上背著書包默默走進學校,下午放學又默默地回家……他們都是被我戴過“差生”帽子的人。

因為他們的學習成績差,要麼數學考不及格,要麼語文考不及格。每次考試後,我都要宣佈分數。念到他們的成績時,我還故意在分數的後面加一個“大”字:“李健——50大分!”

這種話對學生會造成多大的傷害呀!如果說體罰傷及的是皮肉,那麼語言傷害的則是心靈。皮肉受傷有藥醫治,而心靈的創傷卻無藥可醫。

我是他們的老師嗎?我配做他們的老師嗎?不知這些學生現在怎麼樣,從事什麼工作,但我相信,在社會上,他們不會差,他們中肯定有人很有出息。請他們原諒我當年的愚蠢。現在我明白了,人人都是一個大寫的“人”,人人都有尊嚴、有人格,人人都應該得到尊重。

人的智慧是多元的,人生下來就千差萬別,正因為千差萬別,才有燦爛的世界和多彩的生活。不能單用學習成績來衡量學生,文化成績不是一個人的全部。可惜,我認識得晚了。

如果我再從事小學教育,我會經常把十個手指頭伸出來告誡自己:這就是你的學生!尺有所短,寸有所長。

有了這樣的學生觀,我會認真研究每一個學生,知其長短,讓每個學生揚長避短,甚至讓一些人變短為長。

我會讓每個學生喜歡我,愛上學,愛讀書,愛思考。人人盡力了,學到什麼程度就是什麼程度。

東方不亮西方亮,分數實在沒有多大意義。

如果讓我再教一屆學生,我希望成為學生的導師,而不是教師!

退休了,還不斷吃潤喉片,慢性咽炎要伴我終生了。不能怨天尤人,只怪自己四十年來講話太多。

課改以前,講課文裡的字詞的意思,講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;課改以來,講課文的人文性,深挖文字背後的蘊含。難怪慢性咽炎久治不愈。語文能力不是講出來的,學習興趣不是講出來的,情感態度更不是講出來的。講,真的作用有限。

現在看來,過去犯傻了。如果我再教小學語文,我會引導學生多讀書,好讀書,讀好書,讀整本的書。不但多讀,還得多背——在初知大意的基礎上,多背點經典詩文。因為我明白了,學語文靠的是“童子功”——12歲以前,是人學習語言的最佳期。這期間,人的記憶力最好而理解力弱,一定多背。幼學如漆,小時候背熟的東西一般不會忘記。

我會引導學生在語文實踐中養成讀書讀報和動筆寫作的習慣。因為我明白了,教育說到底,是培養人的習慣,學語文是個慢功,是一輩子的事情。人一生以讀、寫為伴,才會有成就。

“講之功有限,習之功無已。”(清顏元語)“導而弗牽”是教學的真諦。教師時代應該成為歷史,取而代之的應該是導師時代。

人生是花,語文是根。在我的引導下,每個學生的“根”會長得粗壯、有力。

做導師而不做教師,我恐怕也就不會患慢性咽炎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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