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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疫检查点抑制剂（ICIs）已成为癌症治疗的核心支柱，在经济发达国家，几乎一半的转移性癌症患者有资格接受ICIs治疗。截止年12月，有八种批准的药物用于17种不同的恶性肿瘤，这些药物在多种（新）辅助治疗和维持治疗中的应用日益增多。ICIs也经常用于联合方案，包括涉及其他类别ICIs、化疗、细胞治疗和/或靶向治疗的方案。这样，持久的反应越来越普遍，因此，描述ICIs治疗的长期生理意义变得越来越重要。相比治疗后复发的患者，具有持久反应的患者似乎拓宽了外周T细胞和B细胞库，并似乎发展了免疫记忆。这些反应的分子基础并不完全清楚，但无论其作用机制如何，ICIs治疗效果的延长持续时间往往远远超过其药代动力学半衰期。这种持久的药效作用对毒性也有影响。新出现的证据表明，持续毒性可能比预期的更常见，虽然这些慢性后遗症通常是低度的，但会影响内分泌、风湿病、肺、神经和其他器官系统。致命毒性还包括多种临床表现，可发生在0.4–1.2%的患者中。考虑到患者长期生存的可能性，这种风险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考虑因素。此外，免疫检查点阻断对多种免疫过程具有影响，包括动脉粥样硬化、心力衰竭、神经炎症、肥胖和高血压，这些尚未被描述，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，可能与癌症幸存者有关。免疫激活与irAEs大多数免疫相关不良反应（irAE）的免疫激活可能与抗肿瘤免疫反应所需的活性相关，这种肿瘤特异性假说得到了治疗反应与irAEs发病率之间可重复的正相关关系的支持。然而也有证据表明，irAE具有与抗肿瘤活性无关的机制，包括涉及微生物组、病毒或组织特异性因子的机制。不同的ICI方案具有不同的毒性特征，对于含有抗CTLA4抗体的治疗方案（ipilimumab加nivolumab的组合为30–55%），高级别irAE通常以剂量依赖性方式发生，但对于作为单一疗法使用的抗PD-1–PD-L1抗体（10–15%发生率），不具有剂量依赖性。irAE基本上可以发生在任何器官系统中，包括心脏、骨髓、肾脏、骨骼、垂体和其他器官。irAE最常发生在治疗的前三个月，也可在治疗期间的任何时间出现，甚至在治疗结束后的几个月出现。尽管缺乏来自随机临床试验的有力证据，但通过提供症状管理、停用ICIs和服用大剂量糖皮质激素，急性重症IRAE可得到合理有效的管理。大多数irAE在治疗过程的早期出现，但也可能出现延迟事件，即治疗1年后出现的irAE。在涉及名患者的一项研究中，高级别、延迟性irAE的估计发病率为5.3%。最常见的迟发性irAE是结肠炎、皮疹和肺炎，两名患者死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大多数患者（74%）在irAE发病时接受抗PD-1抗体治疗，12%的患者在前3个月内停止治疗，14%的患者在3个月以上停止治疗。这些观察结果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，即irAE（急性或延迟）可能在停药后偶尔出现，但通常发生在积极治疗期间。慢性irAEs到目前为止，由于急性irAE的临床表现更为显著，需要紧急治疗，因此受到了大部分